预定于8月20日签署的新《联盟条约》本能够也应当成为整个国家历史上的新里程碑。仅仅是签字行为本身就能给社会和世界发出可信的信号：大部分领导人—9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领导人——已经决定共同工作来稳定国家的局势。《条约》还将为确保苏联的国家统一提供法律框架。其目的是通过发展联邦关系而实现民主的更新。《条约》将在共和国与中央之间创建真正和合理的利益平衡，同时为进一步的民主改革留下空间。在8月14日的一次通话中，叶利钦抱怨说他受到民主俄罗斯运动领导人越来越大的压力。我做了简洁的回答：“你被批评为‘帝国的捍卫者’，而我被批评为它的毁灭者！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
仅仅三天之后，我面对面地遇到了新《条约》的其他敌人。一伙政府和党的高级官员切断了苏联总统与外界的所有，将我、我的家人和助手隔离在福罗斯的疗养地，递给了我一份最后通牒：我必须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或者辞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所有要求，告诉他们只有在得到人民代表大会或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情况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才能在我国成立，任何其他的做法都是鲁莽的犯罪行为，都需要为此承担责任。我用通常所说的“俄罗斯行为方式”把这些来访者踢出去。说句实话，我希望我的断然拒绝能够让这些阴谋者清醒过来，迫使他们放弃企图。
由于未能得到同意，反而被我严词拒绝，阴谋者派来的信使慌慌张张地退了出去。但是，通讯仍然被切断了，连接我别墅的路也被封锁了，隔离措施被加强，这些都表明他们的阴谋计划还在继续推进中，而且囚禁总统和夺取权力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
政变者提供了以下（牵强和虚假的）政变借口：苏联总统因身患重病不能再行使职责。这一点，很快就能得到医学证明书的确认。不难想象这个已经夺取紧急权力的“强势政权”将如何“确认”这一点。据事后泄露出来的消息，克格勃主席亲自下命令，要求医生开出苏联总统患有重病和失去工作能力的“证明书”。医生们没有屈从。由于我们医疗队伍的正直，所有人都没有向压力屈服。
在发生政变的日日夜夜里，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开上了莫斯科街头。对于我国的公民、新的民主制度和全部的改革思想，政变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刻。
改革作为社会和政治进程，其目标和方式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途径实现国家的复兴和民主化，是要弥合人民与政权之间的鸿沟，而政变却在破坏和诬蔑改革。这就是政变使社会大幅度倒退到改革前时代的原因。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在克里米亚和莫斯科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其真正的企图和计划。人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能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或其他任何城市或加盟共和国赢得公众的普遍支持。恰恰相反，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莫斯科市政府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采取了值得称赞的政治立场。在苏联总统拒绝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要求之后，其成员试图与叶利钦合作，但叶利钦予以公开拒绝。
我拒绝与阴谋者合作的行动剥夺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合法性，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使他们陷入了混乱、纷争和难堪的境地。遭遇莫斯科的大规模抗议和许多军队指挥官拒绝参加攻打白宫之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走向失败，8月21日终于彻底崩溃。改革和民主似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政变损害了苏联政府的权威，也极大地损害了苏联总统的地位。其原因在于，总统“内圈”的最高级国家和党内官员谋反，企图颠覆《宪法》、法律和民主秩序。这些人中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此时他竭尽所能来洗刷他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关系。但是，根据我们对他这些天行动的掌握，假如不是他采取反叛立场的话，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就不敢参与政变。
由更新的中央政府与正在成为主权国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建立互相理解和采取共同行动的进程、在建立真正的联邦关系基础之上开展合作的进程，现在都毁于一旦。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在政变之前就迅速宣布独立，给国家权威投上新的阴影。国家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事实上，苏联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了。我将详述我从福罗斯返回之后的情况，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我自己是一个不同的人了……
我对于这次背叛深感震惊，因为我以为很理解这些背叛我的人，但他们却背着我谋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眉负了我的信任，欺骗和背叛我，事实上也是我欺骗了自己，我自信满满地过高估计了这些人的道德和政治素质。可以说，就在改革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在改革克服困难，开辟新的地平线的时候，我提拔的人却在阴险地背叛民主目标和理想，而这些目标和理想构成了国家和社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他们选择了武力和恐吓加欺骗的政策，更不用说滥用权力的犯罪行为。一种令人惊愕的短视占了上风。
许多中央书记没有反对这些阴谋者，甚至还支持他们，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许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志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作出了艰难的决定：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建议自行解散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我坚决否认数百万共产党员与党内官僚犯下的罪行和恶行有染，也坚决反对那些对苏联共产党全部历史和行动的诬蔑之词。不幸的是，党内官员长时间大权在握，已经完全沾染上了与过时的行政命令体制相关的官僚主义及其负面品质。八月政变之前和期间发生的事情验证了我的看法。
我必须指出叶利钦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斗争中的不妥协作用。假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举措取得成功，那么国家将会倒退，产生无法预料的消极后果。但是，硬币也有另外的一面：在对那些企图让国家开倒车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采取了强硬的举措之后，叶利钦无法停止他的狂热举止，转而与苏联对着干，他将苏联视为对俄罗斯主权的主要威胁。
政变期间及之后，当我从福罗斯返回之后，叶利钦跨越了宪法界限，签署了多项法令，将苏联政府机关置于俄罗斯政府机关的从属地位上。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代表被派驻到苏联政府机关中去，负责指导、取消或修改所发出的指令。我发布了一项法令（上文已提及）批准俄罗斯总统在政变期间采取的行动，但命令叶利钦停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们所做的就是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俄罗斯急忙将在其领土上的苏联公司和机构“私有化”。
无论如何，叶利钦继续以篡权者的方式行事，启动了摧毁苏联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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